虽然我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绩，然而现实发展水平无论与我国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深度比较，还是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比较成功的印度等国比较，都存在相对不足和落后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有针对性地分析原因，采取对策，从而尽快改变相对增长势头不足的态势，我们就有可能面临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1 开放发展背景与国际服务外包关系

　　受国际产业转移本身规律以及我国地缘区位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当代经济开放成长较早阶段主要伴随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主题展开，对服务外包则是在比较晚近时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从相关政策和国内企业成长过程看，我国有关服务外包的认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步探索的阶段，二是新世纪最初几年侧重发展软件产业和鼓励软件出口的阶段，三是最近几年决策层和较多企业对服务外包重要意义逐步形成共识的阶段。

　　通过过去十多年的逐步发展，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领域已经取得初步成就，表现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已达到一定规模；形成一批初步具备承接较大规模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能力、在某些特定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在一批城市和地区把承接服务外包确定为优先发展产业之一，并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惠鼓励；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业内机构和企业合作，推广服务外包活动日趋活跃。

　　虽然我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绩，然而现实发展水平无论与我国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深度比较，还是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比较成功的印度等国比较，都存在相对不足和落后问题。这一行业一段时期呈现的“乐观预期与现实表现反差现象”提示，如果我们不能有针对性地分析原因，采取对策，从而尽快改变相对增长势头不足的态势，我们就有可能面临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服务外包作为当代产品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新潮流的重要表现，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道路和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近30年实行改革开放方针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在与外部世界融合基础上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构成经济起飞的重要动力来源。一段时期我国在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领域表现出色，然而如何利用服务外包时代条件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也是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实践课题。

　　2007年国务院发布加快发展服务业7号文件，指出我国将大力发展国内服务外包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国内和国际两类服务外包相互联系和影响，然而在投入要素组合、发展制约条件以及政策配合方面又各自具有特征属性和差异性要求。

　　过去近半个世纪经济全球化潮流演变阶段的特点和一般规律，可以从制造业与服务业离岸外包转移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生产方式变革中得到概略观察。美国1964年实行9800税号，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序向国外转移，标志着当代制造业国际产品内分工和外包的兴起；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通过实行外向发展战略，承接制造业工序转移，实现当代制造业产品内分工和外包第一波浪潮。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亚洲四小龙已经成功实现产业阶段性高度化，需要把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工工序转移到境外，推动形成第二波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与外包浪潮。我国利用“文革”后发展战略重新选择与第二波制造业产品内分工重组在时点上大体契合的历史机遇，通过实行经济特区和吸引外资等政策，开辟出与计划经济封闭模式本质不同的开放成长新道路。

　　就制造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而言，部分地区在很多制造业产品最终组装以及简单零部件生产环节仍保持比较优势的同时，比较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开始向某些资金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基础零部件甚至关键零部件转移，在某些特定产品和生产区段我国最前沿企业已开始进入培育自主品牌、重视关键技术研发的新阶段，构成近年提出自主创新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方针的客观条件。

　　我国经济开放发展大势条件对迎接国际服务外包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对外开放政策取得阶段性成功，使我国在意识形态和一般理念层面对服务外包浪潮作出积极反应的阻力大为减少。大批不同类型的国内企业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各类专业人才数量的增长和素质的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条件的实质性改善，都为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也面临不利因素。国际服务外包需要大量软件工程师和英语等外语人才，我国这方面禀赋条件与某些发展中国家比较相对不足。制造业开放成长率先取得突出成就对推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然而这一领域快速发展带来更多商业机会及其对各类资源竞争作用，也在一定阶段对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带来较大机会成本。另外我们有一段时期对承接服务外包重要性认识以及必要政策调整相对滞后，也对这一领域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虽已获得起步阶段的发展，特别在承接日韩等国服务外包方面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然而从国际比较视角观察，发展相对滞后，尤其在开拓美欧主流国际市场方面不仅显著落后于印度、爱尔兰等国，与菲律宾、巴西、东欧诸国等第二批近年开始积极参与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在某些方面也显得竞争力相对不足。由于这一行业存在较强学习效应和先行者优势(first mover’s advantage)，对企业和行业关键规模(critical mass)比较敏感，再加上我国劳务和土地等不可贸易投入成本随着整体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展开会较快上升，我国在这一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约束条件会更趋收紧。如果我们不能利用目前国际服务外包市场格局重组机遇期，通过迅速行动改变被动局面，有可能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着种被边缘化的风险。

　　2 成绩和问题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已有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业务达到一定规模。2005年我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18亿美元，进口16亿美元，顺差2亿美元。四类软件(系统、支撑、应用和其他)总共出口6.5亿美元。业内人士估计2005年承接国际BPO业务约为3亿~4亿美元。由于尚未建立专门统计制度和缺乏有关统计数据，现有估计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显著偏差，然而上述数据显示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确实已有初步发展。

　　二是已形成一批初步具备承接较大规模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能力、在某些特定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如东软、华信、软通动力、海辉、浙大网新、中讯等等。最近我国一些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在北美业务取得较快增长，有的通过相关并购措施提升业务能力，显示我国企业开拓北美市场有进步。我国制造业优秀企业如华为、联想等，或已涉足服务外包领域，或已建构全球范围布局的研发能力，具有大力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潜力。另外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了一批主营或兼营服务外包企业以及研发中心，为扩大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提供了有利条件。最近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集体亮相Gartner组织的美国服务外包年会，在业内引起较大反响。

　　三是一批城市和地区开始把发展服务外包作为重点发展目标产业和新增长点。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分两批命名上海、西安、大连、深圳、成都、北京、杭州、天津、南京、武汉、济南等11个城市为软件和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这些城市把承接服务外包作为优先发展产业之一，并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惠鼓励。大连软件园较早实行鼓励政策。最近更多城市开始实行相关鼓励政策，如武汉2006年底通过《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设立每年1亿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基金，计划把武汉建成全球服务外包重要基地。2007年1月天津开发区出台《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暂行规定》，对该行业企业给予多方面资助。

　　四是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业内机构和企业合作，推广服务外包活动日趋活跃。2003年10月由贸促会等多家机构举办“首届中美国际项目外包商务发展年会”，2004年底商务部举办“服务外包培训班”，近年这一领域各类招商、推介、交易、论坛活动不断举行。国内有关企业编印《全球外包咨询(Global Outsourcing Resource GOR)》、《IT服务外包》等非正式刊物，成为反映服务外包动向的重要中文资料来源。

　　虽然我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绩，然而现实发展水平无论与我国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深度比较，还是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比较成功的印度等国比较，都存在相对不足和落后问题。国务院7号文件在充分肯定我国服务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服务业总体上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服务水平低，竞争力不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与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具体到参与国际服务外包，我国相对落后更为明显。

　　第一，从软件出口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看，2005年我国软件出口、计算机信息服务贸易盈余、流程外包三项加总不到20亿美元，不及当年加工贸易盈余的百分之二，不及印度软件服务外包出口十分之一，也落后于爱尔兰、菲律宾等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水平。